①从这种意义上讲，试行法和暂行法正是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协调社会改革创新要求与法律稳定守成要求的响应和减震装置，是促进科学立法的有益路径，不失为一种立足于实践认识论的中国特色立法模式。
[19] [德]卡尔.施密特：《宪法学说》，刘锋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第3-29页。[5] [美]德沃金：《法律的帝国》，李常青、徐宗英译，法律出版社1996，第361页。
它们的真实特征是政治道德准则，其所具有的力量来自它们被写入宪法之事实，以及由此产生的公共舆论的支持之支持。[16] 美国一些学者认为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在理论上已经得到解决，法院运行司法审查是代表人民抵制人民代表，其理论渊源是民主，法院的权力来自人民。在讨论立法机关作为宪法守护者时，他指出：立法部门就其构造而言，已经蕴含了最重要的保障，使它不会以违宪的精神行使其权限。国会创设权利具有普遍性，无论撤销、还是提供权利宣告意义上的救济都具有普遍性，包含在立法机关的权力范围之内，但是，提供赔偿意义上的救济和争议裁决明显属于司法职能。[12] See Thomas E Baker ,Jerre S. Williams ,Constitutional Analysis ,2003 by West, a Thomson Business，p133. [13] [美]尼尔.戴文思，路易斯.费希尔：《民主的宪法》，李松锋译，译林出版社2015，封底页。
事实性规范是指宪法是一种政治事实，具有原则性。虽然在建设法治主义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同时面对民主与自由的价值冲突，但是，我国的宪法理念、传统、制度、实践需都拒斥这一思想。《国际比较法百科全书》从行为类型化的角度看，将滥用权利的行为分为六种类型化模式，即(1)故意损害;(2)缺乏正当的利益;(3)选择有害的方式行使权利;(4)权利行使造成的损害大于所取得的利益;(5)违背权利的目的;(6)违反侵权法的一般原则。
与此不同的是，公法中的权利设定既有个体本位的目的，同时也有公共目的。英国信息自由法将此类申请直接定性为骚扰性的。如果一个行为是行使权利之行为，就意味着该行为是法律允许的;而如果一个行为是为法律所禁止的，那么从逻辑上讲，这样的行为就不是行使权利的行为(比如越权或无权)。英国信息专员办公室向公共机构提供的指南中认为：公共机构在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时，重点应该考虑申请是否可能造成对行政机构产生过度的和 不必要的干扰、激怒、或苦恼。
但是，提高收费标准必须全盘考虑各种因素。对此，赞赏和担忧的态度同时存在。
公法中基本的关系结构是权利—权力关系。事实上，这类申请在所有的信息公开申请总量中所占的比例非常低。在笔者看来，米克尔· 约翰的观点最主要的价值，在于其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提出了一种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理论框架。至此，陆案在行政机关答辩、一审、二审到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公报中对此案所做的裁判摘要等环节，都凸显了同一个关键概念，即滥用信息公开申请权(有时也被表述为滥用知情权)，并强调这种权利滥用行为背离了立法的基本原则和目的，因而不具有正当性。
第一，滥用知情权命题的基本依据和法理;第二，如何判定知情权滥用行为的构成?第三，对知情权滥用的认定，举证责任如何分配?以下对这一框架的三要素进行简要展开。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虽然提出了滥用获取政府信息权(陆案一审裁定、二审裁定书)或滥用知情权(陆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裁判摘要)，但都没有对其法理和运用逻辑进行足够的推理和解释，因而也引起了很大的质疑和担忧。2.在行政法和规制领域，由于相对人的权利主要是法定权利或者特权，相比于民法和宪法领域而言，行政法上权利的相对性更为明显。另外，向一个机构重复提出内容相同的申请或数量众多的申请，或在内容上实为信访、咨询或举报的申请，经行政机构告知其改进但拒绝改进的;或要求行政机构提供需要进行大量统计、分析、处理工作才能获得的信息的申请，在行为方式上都需要进行是否必要、是否符合常理的检测，也就是申请行为是否符合客观诚信的测试。
在对行为的类型化方面，由于目前法律上并没有纠缠性申请或无聊申请等行为类型化概念，法院在处理陆案时试图将申请人行为的目的、动机、行为的来龙去脉等因素加以阐明，但由于立法并无行为类型化的概念，所以法院对申请行为的归纳也显得逻辑不够一致。从这一现实主义角度而言，提出知情权滥用的概念，并非无的放矢。
尽管法律规范不一定将这些要求规则化，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期待是没有任何约束力的。该指南强调，虽然信息公开的立法旨在保护公民的知情权，但是，少数申请人有可能滥用立法所规定的权利，这些权利滥用行为可能威胁甚至颠覆整个信息公开制度的权威性，浪费本该配置到更值得的申请事项上的资源，并影响公共机构的正常运作。
在规范层面，虽然并无法律明确规定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但是关于权利相对性的理论，以及现有法律的一些规定，都可以为该原则的导出提供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申请很难通过后果的合比例性测试。1.滥用知情权命题的基本依据和法理 对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法理分析表明，禁止权利滥用这一发源于民法语境中的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一样，旨在为权利的行使提供某些客观和主观的诚信标准。这一方面有助于遏制申请权滥用的情形，另一方面也不至于因为原则的过分宽泛化而导致对知情权行使空间的挤压。英国学者通过对苏格兰信息自由法实施以来情况的实证研究，指出纠缠性申请虽然存在，但很多时候也被官僚机构和媒体进行了选择性的过度放大。但在权利行使的实践中，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权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行使。
而且，个人和组织的信息公开申请， 是政府透明度建设中自下而上的社会动员，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动员相呼应，构成推动我国政府透明度建设的重要引擎。人们订立合同是要在自愿基础上进行合作，这种自愿的合作关系同时也为当事人之间创设了相互的强制性义务，禁止权利滥用本质上就是权利人所负有的一项强制性义务。
但是，何为滥用知情权，对滥用知情权该如何抑制，条例本身对这些问题并没有规定。因此，在大陆法系关于所有权滥用的经典案例中，判定所有权滥用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权利的行使是否于己有利。
例如，如无正当理由反复要求审理法官回避，期日指定申请权的滥用等，都属于有悖诚实信用原则。认定一个申请是否构成无理纠缠，最终需要综合考虑申请行为的各方面因素。
因此，在现行法律对滥用知情权尚未规定的情况下，有必要以宪法和其他相关法律的规定为基础，以禁止权利滥用的法理为依据，以知情权目的和功能为逻辑，建构一个分析知情权滥用的框架。一些论者指出，诚实信用原则实际上建立了一种期待关系模式，当事人基于这种关系模式而产生某种对他人行动的期待，这种期待同时也就为权利人设定了特定的义务。在这个意义上，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无论在法理、道义还是社会意义上，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基础，该原则在私法和公法领域都具有可适用空间。研究者还指出，人们之所以对纠缠性申请记忆深刻，是因为人们在印象形成上的帕累托效应，即数量较小的纠缠性申请对人们主观印象的塑造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但是，在公法领域，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适用必须考虑公法关系的基本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该原则在公法领域中的适用不应简单照搬私法领域的相应规则和技术。申请行为的主观目的与获得信息后的用途，是两个不同概念。
在宪法权利领域，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表达自由权的行使及其边界问题。在后一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权利行使过程中的公地悲剧。
所以，在陆案的裁判中表现出来的司法论证和说理的不足甚至草率，也并不全是法院的问题。2.如何判定滥用知情权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应当将禁止权利滥用作为信息公开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高等裁判所进一步指出，无理纠缠可以被界定为对信息公开的法律程序明显不正当的、不合理的、不恰当的利用。在我国，实践中时而发生的大量申请、反复申请的行为，也就是学理上讨论的滥用知情权行为，其实主要是比较法视野中观察到的纠缠性申请、无聊申请等行为。在陆案的裁判文书中，法院对滥用申请权的判定，只是试图借助立法目的、法价值等法理以及民法、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诚实信用原则等进行说理。比如， 一个申请人向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申请公开信息，因为他相信政府在他的大脑和身体里安装了电子设备， 以控制他的思维。
虽然在理论上，该原则也适用于对法院审判权行使的限制，但是从立法的逻辑结构和立法背景来看，在民事诉讼中规定诚实信用原则的一个主要目的，乃是对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行为予以规范，遏制滥用诉讼权利、恶意诉讼、虚假诉讼等实践中存在的非诚信诉讼行为。具体而言，这种公共价值要求每个人在行使权利的同时，也尊重共同体之维系所依赖的公共理性、合作和最低限度的信任。
权利行使的公共功能表明，我们不能仅仅从知情权行使是否与自己利益有关来判断申请人是否滥用了权利，因为这种权利并不只具有个人的自利性目的，而是具有复合性目的和功能。这意味着，对是否构成无理纠缠的判断，仍然有相当的主观裁量空间。
或许，面对公共权力—个体权利中的不对称关系，特别是行政机构公开文化的脆弱、秘密行政的路径依赖、知情权保障在现实中遭遇的无力感等因素，提出禁止对知情权进行滥用可能会被认为不合时宜，也不符合大众心理意义上的政治正确。从比较法角度看，一些国家注意到这一程序正义问题，因而设计了相应程序机制予以化解。
